中梵關係的微妙變化，牽動着數億天主教徒的心。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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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20180922）：梵蒂岡與中國同步在9月22日宣佈，雙方針對主教任命事宜，已達成「臨時協議」，並期待協議能爲彼此進一步帶來更多的對話空間和收穫的希望。教廷方面也強調，和中國簽署協議「僅限於主教任命…不會涉及臺灣議題」。
2017年12月底，高齡88歲的中國廣東省汕頭教區莊建堅主教，終於「解脫」，離開他自2006年受教廷秘密祝聖後，即被軟禁至今的村子。在政府官員的「護送」之下，他來到北京，與教廷大衆傳播委員會（Pontifical Council for Social Communications）主席切利大主教（Archbishop Claudio Maria Celli）率領的特使團見面。
切利大主教首先爲他祈禱，隨即表示，教廷已與北京當局達成共識：北京同意承認他爲教區「榮譽主教」，但他必須將教區領導權交與全國人大指派、已遭教廷絕罰的黃炳章主教。爲堅守教廷立場而被軟禁十餘年的莊主教當場淚流滿面，表示他將會遵守天主旨意，順服教宗命令。但返家後，莊主教間接對外表示：他寧可「背上不服聖命的十字架」，也絕不接受。
遭遇相同命運的，還有福建省閩東教區郭希錦主教，他被迫「降格」爲輔理主教，屈居官派主教詹思祿之下。與汕頭教區一樣，閩東教區也是地下教會勢力較強的教區，這裡多數教友原來只服膺教廷秘密祝聖的主教，不願聽命於官方指派的「愛國教會」主教。然而這一次，教廷不僅勸退2位合法主教，還決定追認7名由中國官方任命、早已被逐出教會的非法主教，並赦免他們的罪衍。
隨後天主教媒體《亞洲新聞》（Asia News）也正式報導此消息。教廷的重大舉措，顯示中國教會分裂的局勢，正因中梵關係改善而迅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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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的重大舉措，顯示中國教會分裂的局勢，正因中梵關係改善而迅速改變。 圖／路透社
▌中梵關係的轉折
自十年前開始，前教宗本篤十六世就已積極改善中梵關係。本篤十六世於2007年發表《致中國教會信函》，表示希望與中國政府共同解決中國教會分裂的問題。現任教宗方濟各延續這個路線，他於2013年上任後不久，即公開說過「中國在我的心坎上」，並表示樂意隨時訪問中國；2016年，首度有媒體透露中梵雙方正在進行重要會談；2017年，雙方關係急速升溫，據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報導，教廷官員表示教宗「愛中國」，並肯定中梵關係良好。
2018年初，媒體披露：就爭議已久的主教任命問題，教廷已與中國政府達成初步共識，且於近期內可能簽署協議。這是雙方自2014年以來十多次會談之後的結果，也是教廷自1951年與中國斷絕往來以後，近七十年來最重要的外交突破。據傳，協議內容將採取2010年「越南模式」：由北京選出各教區主教，再提交教宗任命。倘若屬實，這項協議將使分裂已久的中國教會在形式上合一。
據傳，協議內容將採取2010年「越南模式」：由北京選出各教區主教，再提交教宗任命。圖爲中國官派的愛國會主教李山。 圖／美聯社
▌「敏真諦事件」重演？
此消息一出，許多神職人員及教徒一片譁然。反對者認爲教廷此舉雖有利於拓展中梵關係，卻形同向中共政權屈服，背棄正在受苦難的地下教會。其中，對於中共政權一向不假辭色的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則公開批判，教廷此舉猶如「出賣親人」，將地下教會的教友「逼入鳥籠」。陳樞機甚至質疑，教宗本人對於此事並不知情，並懷疑教宗可能被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inal Pietro Parolin）矇蔽。他透露，教宗不久前私下接見他時才說過，教會千萬不可重演「敏真諦」事件。
1973年，時任布達佩斯教區主教的若瑟．敏真諦樞機（Cardinal József Mindszenty），因毫不妥協地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支持宗教自由，長年被匈牙利共產政權迫害，然而教廷卻選擇與匈牙利當局妥協，迫使他離開提供庇護的美國大使館、辭去主教職務，並任命當局可以接受的人選繼任主教。
對此，帕羅林樞機表示，與中國對話是爲了尋求務實可行的作法，讓天主教徒在中國脈絡下也能活出信仰，並持續福傳；改善中梵關係也並非否認中國天主教徒過去及現在承受的苦難，而是希望將人道及精神力量帶入中國，這正是爲了廣大的中國教友的未來。若有人被要求犧牲，也是爲了全體福祉。他並強調，與中國官方所進行的一切聯繫，都在教宗的掌握之下，教廷相關人員與教宗密切配合，不可能私自行動。
因反共而長期遭到迫害的匈牙利敏真諦樞機（右二）。圖爲1956年匈牙利起義中，被反抗軍解救於共產黨監獄的敏真諦，但起義不久後就遭蘇聯紅軍鎮壓，敏真諦纔會逃入美國大使館直到70年代。 圖／維基共享
▌勢在必行的交易
事實上，教廷如此積極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並非沒有原因。首要因素是中國天主教徒的爲難處境。天主教在中國大約有100多個教區（官方劃分爲100個，教廷劃分爲114個），教徒約在1千萬至1千2百萬人左右；百餘名主教中，7成是秉持「三自原則」、由中國官方所任命的「愛國教會」主教，3成是梵蒂岡秘密祝聖、未經官方批准的地下教會主教。教徒必須選擇在政府高壓箝制之下，從事宗教活動，或是冒着被取締的風險，秘密行使宗教自由。
此外，中國於2017年通過修正「宗教事務條例」，並定於2018年2月1日實施；這次修法以加強國家安全及內部維穩爲目標，特別對於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外來宗教加強管控。因此一旦中梵友好，中國教會合一，教徒將不再被迫選擇，在嚴法之下能夠擁有較多宗教自由，而教廷也得以直接接觸爲數廣大的羊羣。
進一步以梵諦岡的立場來說，面對中國箝制天主教活動，教廷如果向中國敞開，讓中國教會合一，亦不失爲採取主動攻勢的融合戰略。事實上，在改善中梵關係上，中國的態度確實比教廷更猶疑被動。對於此議題，中方內部分裂爲以外交部爲首的開放派，及以統戰部爲首的保守派，雙方論戰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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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徒必須選擇在政府高壓箝制之下，從事宗教活動，或是冒着被取締的風險，秘密行使宗教自由。照片中的師恩祥主教，就因不願加入中國政府的愛國會，而遭到逮捕、秘密監禁，最後在2015年死於獄中。 圖／法新社
開放派認爲，改善中梵關係，有助於中國提升國際地位及話語權。保守派則擔憂，一旦正式開放教廷勢力進入中國，將難以控管其影響，可能有損內部維穩。近來，開放派勢力擡頭，由外交部主導此議題發展，或許是此次中梵雙方得以達成共識的關鍵。
其次，外交關係也是教廷的考量之一。中國的經濟實力崛起之後，已經躍升爲國際場域中最舉足輕重的角色，而現任教宗方濟各在氣候變遷、核武裁減乃至移民等議題，都企圖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外交上若能直接與北京對話，將更有助於達成目標。不過，中梵建交的兩大障礙，除了主教任命問題外，還有臺灣問題。倘若教廷的最終目標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勢必面臨與中華民國斷交。但目前看來，臺灣問題還不是中梵雙方此刻會談的關注焦點，而且在中國依然箝制宗教自由的現狀下，教廷還不需要爲了中國而揹負背叛友邦的罵名。
最後，傳福音的需求或許是最迫切的考量。中共從建國初期到文革時期，一路將宗教打成黑五類，改革開放之後才漸漸對宗教採取「開放但管理」的態度，如今廣大的中國人口已成爲各宗教傳教的兵家必爭之地。因爲教義要求教廷必須是唯一權威，天主教格外爲中國所忌憚，近年在中國的傳教步伐大幅落後。以同質性高的基督新教爲例，如今在中國已有1億信徒，也難怪教廷希望急起直追，開拓中國市場。
近年在中國的傳教步伐大幅落後。以同質性高的基督新教爲例，如今在中國已有1億信徒，也難怪教廷希望急起直追，開拓中國市場。 圖／路透社
▌「習近平的教宗」？
然而，與中國妥協，是否真能使教廷如願以償？恐怕還言之過早。習近平就任以來，對外不斷釋出善意，但對內卻是嚴格維穩及防範境外勢力滲透。中梵關係即便冰釋，中國天主教徒的處境也未必真能改善，或許反而因中方更加忌憚而雪上加霜。更遑論中梵就主教任命達成協議之後，愛國教會的合法性即受教廷背書，地下教會將完全失去立場，似乎讓北京更能掌控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
更何況，在中梵和解的道路上，還有許多其它麻煩的問題。例如，30餘名地下教會主教未來何去何從，是否也將被迫退位？近年來無故「被失蹤」的地下教會主教能否獲釋？中國是否承認中國大陸主教團？教區劃分的歧見如何解決？中梵高層互訪及互設辦事處事宜如何進行？這些都尚待討論。不過往後教廷在這些議題上若再有妥協，都可能被視爲軟弱而斲傷威信。
回頭從近代史來看，教廷與威權政體進行利益交換，有好結果的似乎並不多。1929年，教宗庇護十一世與墨索里尼政權簽署協議，承認其合法性，並答應不干預政治接受任命主教須經過國家批准，以換取義大利承認梵蒂岡的主權。1933年，教廷與納粹德國也達成類似協議，換取教會在德國可以獲得的自由與權利。二戰期間，教宗庇護十二世爲了維持「和平」，對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暴行始終保持沉默，甚至被稱爲「希特勒的教宗」。但歷史證明，墨索里尼及希特勒都沒有因爲這些妥協而停止迫害天主教徒。與此對比，先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在冷戰期間保持道德立場，始終拒絕與共產政權妥協，反而贏得了歷史美名。
衆所皆知，現任教宗方濟各並非基本教義派，向來秉持務實及彈性原則處理教務，對於許多涉及敏感教義的議題，也願意保持開放態度。然而與威權政體交易，即便背後有再深遠的戰略考量，以教廷的道德高度而言，仍是一步險棋。
這次，教廷破天荒地要求合法主教退休、承認非法主教的地位，也許就是爲了將籠中鳥的籠子換大一點。但籠子再大仍是籠子，當籠子更大，更進一步套籠信仰之後，鳥兒是否真能破籠而出，猶在未定之天。
當籠子更大，更進一步套籠信仰之後，鳥兒是否真能破籠而出，猶在未定之天。 圖／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