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讓平臺經濟帶動中國經濟增長（易憲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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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連兩天在北京舉行，爲2023年經濟工作定調，已於12月16日結束。會議指出，2023年要堅持穩定當頭，穩中求進，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大宏觀調控力度；當前中國經濟恢復的基礎尚不牢固，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仍然較大。不過，早前推出的多項政策成效漸見，強調2023年經濟運行有望總體回升。
爲此這次中央會議所提出的明年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是：一是着力擴大國內需求；二是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三是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四是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五是有效防範化解重大經濟金融風險。就2023年中國經濟的任務而言，所強調的是一個「穩」字和一個「拚」字。而經濟的「穩」就要從戰略全域出發，從改善社會心理預期、提振發展信心入手。這基本上是當前中國經濟問題所在。因爲，經過三年來的新冠疫情防控的折騰，經過2020年下半年以來對大型平臺企業以運動式及政治化的反壟斷監管及治理，以及2022年房地產開發企業財務危機所引發的房地產週期性下行調整，不僅讓實體經濟的增長跌落到歷史低點，而讓企業及居民完全喪失了信心。
中國經濟整體的弱勢，導致數萬計的企業破產倒閉，居民就業困難，收入減少。政府對平臺經濟的政治式監管與治理，造成了中國數字經濟全面收縮，企業家沒有信心再增加投資。而房地產開發商的債務危機則引發了持續房價只漲不跌的市場信心突然間崩塌，迫使政府只能推出政治性的「保交樓」措施，及一系列的房地產救市政策，但國內居民對政府的這些救市政策沒有反應。當前中國經濟的市場預期轉弱處於嚴峻的態勢下，這就是爲何這次中央會議要求，2023年的中國經濟的「穩增長」要「從改善社會心理預期、提振發展信心入手」的原因所在。
現在的問題是，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點到底在哪裡？因爲，就當前中國經濟形勢來看，居民消費需求極度疲弱。在疫情管制放開後，居民消費可能逐漸地恢復，但是在疫情嚴厲管制的三年中，多數居民收入都在減少，而在疫情期間政府也沒有給居民直接的收入補貼，恐怕多數居民消費力都是十分有限的。着力擴大內需沒有錯，但居民的就業機會減少，收入水準下降，其消費力從何而來？
至於投資，2022年房地產經歷了嚴重的週期性下行調整，房地產開發投資一直處於負增長態勢下（1-11月爲負增長9.8%），而且這種態勢在2023年還會持續。儘管這次中央會議對房地產有不少利好政策，但房地產要在2023年復甦同樣是十分困難的。還有，2022年的投資增長主要是城市基礎設施投資一枝獨秀，是保證投資增長最重要的方式，但是這些沒有效率的投資（主要是城市的路橋建設、公園建設、河道治理等）不僅讓地方政府債務負擔急劇增加，這肯定是難以爲繼，特別是在經過2022年城市基礎投資的折騰，能夠上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項目能上盡上了，2023年地方政府要折騰出更多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項目並非易事。再加上近幾個月出口增長轉弱，要保證2023年中國經濟「穩增長」的困難肯定是空前的。
可以看到，近十幾年來，拉動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兩大動力（房地產及平臺經濟），2022年都出現嚴重收縮。對於房地產市場，當前的同期性下行調整在2023年還會繼續，並不容易逆轉，希望房地產重新成爲經濟「穩增長」主要支柱產業的概率應該不會太高。儘管在這次中央經濟會議中希望房地產重新擔當經濟「穩增長」的重任，但是今與昔比，房地產市場經過2022年的週期性下行調整，市場的性質發生了質變，而且這種性質調整還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所以，政府是希望建立起三位一體（購買、租賃、保障）房地產市場發展的長效機制，並讓這種房地產的消費性市場擔當「穩增長」的大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爲，從這次中央會議的精神來看，更爲關注的是防範房地產市場風險，守住房地產市場不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經濟理論上一般認爲，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當一國的服務業成爲國民經濟主要產業後經濟增長速度會呈現緩慢而穩定的下行趨勢。不少研究表明，國際經驗是這樣，中國近10年來情況也是如此。因爲，傳統服務業有三大特徵，一是服務是提供勞務和接受勞務，沒有實物形態產出因而不能儲存；二是服務供給和服務消費同時同地發生；三是服務的不可能儲存和服務供求的同步性導致了不可遠距離貿易。所以，服務業受規模效率、分工效率、貿易效率等約束，被認爲是低效率產業。所以，當一個國家的服務業在整個產業結構中的比重升到50%以上時，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下行就會成爲一種趨勢。而數字經濟的出現就是要克服影響服務業效率提升的各種約束，讓服務業同樣成爲經濟效率快速上升的產業。由此，近20多年來數字經濟也成了一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中國的情況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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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2012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首次超過製造業，2015年超過50%。同期，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呈現緩慢而穩定的下行趨勢。而這個時期中國經濟仍然保證穩定增長，這與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密不可分。根據國家統計局和商務部的資料，中國網絡零售額增長明顯快於社會消費總額增長。網絡零售額由2001年10.4億元增長至2020年的11.76萬億元（2020年是2001年的11760倍，其增長速度可是完全跳躍式的），而社會消費零售額由4.22萬億元增長至39.20萬億元（增幅僅有10倍）。消費線上化水準，2012年、2014年、2020年分別爲6.37%、10.75%、30%，這些數字都顯示出中國數字經濟具有巨大增長能力。
更重要的是，經濟的數字化或平臺經濟不僅在於全面化解了服務業效率低下的約束，而且推動了整個社會及經濟生活質的變化，萬物互聯，性質疊加，資料成了新的生產要素，資源配置方式改變，新的經濟組織形成，新的價值創造及社會財富迅速增長等，這些都是經濟數字化驅動之結果。比如，當前我們經濟生活中最習以爲常的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它們不僅使用便利、廣泛、效率無數倍提升，更在於資金無成本或低成本快速流動，從而成了社會財富創造及增長的重要工具。所以，前十幾年中國數字經濟的空前繁榮，成了中國經濟「穩增長」最大的動力。
但是，從2020年下半年以來政府以企業反壟斷爲由，以政治化的方式對平臺企業的整頓和監管，則給繁榮成長中的中國數字經濟或平臺經濟澆上了一盆冷水。最近胡潤全球500強企業榜單排名，由於市場疲軟以及對高科技平臺企業的打壓，中國35家頂級公司的市值在兩年內暴跌52%，或市值下跌了2.36萬億美元（相當於人民幣約17萬億元，相當於當前A股總市值20%）。大型科技平臺企業騰訊及阿里巴巴分別從最具有價值公司前10名下跌至第26位和第48位；兩大公司的市值巨幅縮水，騰訊由4320億美元跌到了目前的2650億美元，而阿里巴巴由4150億美元跌至1710億美元。其它不少沒有上榜單的大型科技平臺的市值縮水更是慘不忍睹。
大型科技平臺公司的市值急劇縮水，這不僅意味着投資者不再看好這些大型科技平臺公司的前景與未來，不再看中國數字經濟的未來，意味着早幾年空前繁榮的中國數字經濟的終結，更是意味着中國數字經濟的規模全面收縮及國際競爭力全面下降，意味着數字經濟對中國經濟「穩增長」的貢獻力全面減弱。究其原因，就在於2020年下半年以來政府對大型科技平臺反壟斷的監管與整頓，在沒有知曉和了解數字經濟的本質特徵和運行內在規律的情況下，以傳統的及政治運動性的方式對科技平臺企業進行監管與治理。
比如，在數字經濟運行中的低於邊際成本定價或「掠奪性定價」、平臺「二選一」、最惠國待遇條款、平臺自我優待等行爲，目前在理論上都存在巨大爭議，根本無法給出正確與否的結論。但是，中國政府監管者則以傳統的法律原則來斷定平臺企業這些行爲是爲壟斷行爲，並進行嚴厲處罰。比如，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在2021年依法對阿里巴巴實施的「二選一」的壟斷行爲做出行政罰款182億元處理。就經濟理論而言，二選一作爲一種排他性協議即有促進競爭之效應，也有反競爭的效應，這完全要根據具體情況而定。
實證研究結果也表明，「二選一」作爲一種排他性協議，在平臺企業運行過程中反競爭效果是不確定的。所以，如果中國政府監管者在執法的理據不足情況下對這些有爭議的數字經濟行爲對平臺企業做出反壟斷的裁決，這肯定會嚴重挫傷大型平臺企業的信心，扭曲平臺企業的行爲方式，甚至於影響整個數字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可以說，中國政府以運動式的方式對平臺企業進行的反壟斷監管與治理就是近兩年來中國數字經濟急劇收縮的重要原因。
所以，要重啓中國的平臺經濟，並讓數字經濟及平臺經濟重新成了中國經濟「穩增長」的動力，就得對兩年來政府以運動式的方式對大型科技平臺企業反壟斷的監管和治理進行全面理論反思，對相應的法律法規進行全面的清理（而且當前中國相關的法律法規主要參考的大陸法系，主要是一些法律學者在張羅，其經濟理據上的不足是十分明顯的），以此總結經驗教訓，以更爲開放及寬容的方式迎對數字經濟的創新。在切實把握數字經濟的本質特徵及內在運行規律基礎上來制定政策及法規，來對平臺經濟進行動態化監管與治理，只有這樣才能重建中國數字經濟的市場信心，才能重造數字經濟的繁榮，增加中國數字經濟的國際競爭力，讓數字經濟及平臺經濟真正成爲中國經濟穩增長之動力。
（作者爲青島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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